从甲午战争看清末中日国防动员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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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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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7日:记者将情况反映给市环保局,等待回复。5月18日:您好:我单位于2018年5月17日收到东北新闻网关于“金顺旺包子铺噪声整改时间过长的”的调查函,环保分局领导高度重视,立即部署监察大队对此案进行了调查和处理,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1、调查情况。该包子铺在4月20日我局第一次接到环保110平台转件,21日执法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对现场进行检查,经了解投诉人与该饭店的老板已经接触过数次,对噪音扰民进行协商,但双方没有达成共识。现场检查发现该饭店的机器运行时产生噪音过大,执法人员要求该饭店对后厨的和面机和压面机加装隔音设备,饭店的老板随后在和面机外加装了隔音棚并使用泡沫板与地面进行隔离,在4月29日投诉人给我局执法人员打电话投诉依然存在声音,我局执法人员到达饭店后要求该饭店调整和面机位置该饭店负责人表示立刻调整,并尽快联系专业做隔音设备的公司重新做降噪音设施,饭店老板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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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年前的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对中国北洋海军舰艇发起突然袭击,标志着中日甲午战争正式拉开帷幕。

在这场事关国运的关键性战争中,中方投入总兵力63万人,日方投入总兵力24万余人,战争的结果却是63万输给了24万,中国引以为傲的北洋海军灰飞烟灭。 100多年来,痛定思痛的国人一次次把甲午战争放到历史的手术台上,用深刻反省的手术刀一遍遍解剖战败原因,从国防战略、战役、战术、装备等多角度探究悲剧背后的病灶,种种答案不胜枚举。

然而,无论如何,国土面积相当于对手30多倍的中国,竟然输给了日本。 这一明显违反综合国力估算和战争潜力较量的现象,反映出的是中日两国在国防动员方面的巨大差距,今天看来依然值得深思。

三心二意与蓄谋已久的战前准备差距。

如果把甲午战争的中日战争动员较量比作一场接力赛,中国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在战争爆发之前,清政府上下安于“太平盛世”,总幻想着距离下一场战争很远。

直到战争爆发前,清廷对日军的战争准备和军事行动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更没有认真准备。 经远舰管驾二副陈京莹在家信中披露,“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操练,且船如玻璃”。 在日本磨刀霍霍,蓄意挑起战争的危急关头,身为清朝重臣的李鸿章仍不做军事准备与战前部署,竟然抱着“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

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的天真想法,耽误了宝贵的备战时间。 由于准备不足,致使清军从战争一开始就陷入了全面被动的局面。 反观日本方面,在甲午战争前,日本前后8次实施了《扩充军备案》。 战前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以上,1892年更是高达41%。 战前,日本陆军扩充到7个师团、总人数10余万人;其海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兵员的素质,都赶上甚至可以说是部分超越中国,扎实做好了与中国进行“国运相赌”的战争准备。 低效无能与高效运转的作战决策差距。 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清朝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战争组织体制,战争决策靠传统的廷议制度,主战派、主和派相持不下,政治体制和政权运转方式根本不适应战时决策需求。 而日本战前就组建了由天皇主持的战时大本营,实行一元化垂直战争组织体制,下设参谋部负责制订作战计划,统一协调指挥陆海军作战,战时运行十分顺畅高效。

日方战略层面虽然是豪赌,决策指挥上却精心编设作战预案,甚至做好了海战失利、清军攻击日本本土的最坏打算。 从中日国力消耗的角度看,如果甲午战争再坚持几个月,最先垮掉的说不定是日本。

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承认:“国内海陆军备几成空虚,而去年来持续长期战斗之我舰队及人员、军需等,均告疲劳缺乏。

”曾与邓世昌、林永升等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严复曾公开上书,提出与日本打持久战的建议,“十年二十年转战,以任拼与贼倭寇没尽而已”。 奈何清廷既没有认真的战略战役规划,更无法保持承受挫折的定力、战斗到底的勇气,在挫折面前成了惊弓之鸟,很快选择了投降路线。

粗放混乱与认真细致的战争组织差距。

纵观甲午战争全程,清军的战争组织和实施,从指挥机构的组建、作战计划的制订,到战时兵员扩充、兵力调动部署、军需前运后送,都非常混乱、毫无章法。

以兵员扩充为例,当时中国约有4亿人口,而日本大约只有7000万,中国的总人口和适龄兵员数量都远远大于日本。

但清军实行临时招募兵役制度,军中老中青混杂不说,吃空饷更是司空见惯,战时不得不大量招募新兵。

更糟糕的是,这些新募的乌合之众往往没有经过临战训练即开赴前线,既不懂作战技巧,更没有作战勇气,一碰到日军就蜂拥而退。

日军方面,早在1873年就颁布了《征兵条例》,规定所有适龄男性均有服兵役的义务,并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常备兵役和预备兵役制度,日本战时扩充的兵员绝大部分都是曾服过现役、预备役和后备役的老兵,战时只需经过短时的恢复性训练即可形成有效战斗力。 另外,由于缺乏战役组织能力,清军虽然人多势众,战场上却基本是各自为战,形不成有效的组织和协同。

日军进攻辽东兵力不到5万人,清军调集的援军先后有十几万人,但体系庞杂、多头指挥、互相观望、各不相救,一仗接着一仗败。 威海卫之战中,防守威海军港和要塞的都是李鸿章的北洋系统部队,但同属北洋派系的陆海军将领却各行其是、互不协同,结果陆上防御很快溃散,炮台尽失,陷北洋水师于绝境。

诗人黄遵宪痛心而泣:“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麻木不仁与兵民一体的民力动员差距。

德国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民众力量既是战争的人力源泉、物力源泉,又是战争的精神源泉;尽最大努力动员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是战争指导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

清政府长期实行愚民政策,对于民众的战争动员也是无从谈起。

底层民众对战事漠不关心,更不会支持战争。

当甲午战争硝烟弥漫之际,中国不但南方歌舞升平,即便在战火蔓延的北方,民众最关心的仍然只是生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政府高度注重争取民众对战争的支持。 开战后,日本开动传媒机器传播所谓“朝鲜独立论”“义战论”“文野之战论”“中国愚昧落后论”和“日本人优越论”等,大肆制造“战争有理”的舆论氛围。

报界派遣战地记者跟随作战部队和军舰,随时传递前线最新战报。

国内掀起捐献热潮,民间团体和个人自愿捐出大量金钱财物。 日本亿日元临时军费预算中,1亿日元额度以发行军事公债形式向社会筹集,结果是两次组织公债募集活动均超额完成任务。

日本民间各地及地方政府自发掀起征朝义勇军活动,向政府请愿参加赴朝作战。

不得不承认,当时偌大的中国竟如一盘散沙,小小的日本却动员起全体国民的力量参战,这也是中国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世枚作者单位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